郝明義 謹上

一、五月四日給周院長的信

功鑫院長鈞鑒：

上週故宮記者會所公佈事項，以及 閣下來函，均已收見。
首先感謝故宮對民間意見做出迅速的回應。這次故宮新公布的「收費標準」和「授權作業標準流程」，比起以前都更有便利、簡化之處，但是新的「申請表」則需要進一步釐清相關配套的規定，尤其 貴院「珍貴動產衍生品管理及收費規定」（民國97年12月9日修正發布）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圖像授權作業須知」（ 民國98年12月3日發布 ）等需要整合及修訂之處如不釐清，仍然有滋生紛擾之可能。

此外，不論具文規定的作業流程如何簡化，實際執行的時候如何減少主事者自由心證的可能，仍然是一大重點。否則，以 貴院在去年12月3日發布的作業須知已經可謂詳細明白，但證諸我們公司本身所遭遇的情況，可知仍然有人能在實際作業時置諸不理，自行任意添加許多不必要的阻礙。因此也請 貴院防範類似情況不致再行發生。

以上兩點意見，我均已經以電話先向 閣下表達，也很高興 閣下同意我的看法。接下來如蒙儘速釐清，將使故宮這一次公布的新措施具有更大的意義與作用。

至於我在四月十三日信中請教 貴院在合約中要求以「國立故宮博物院（台灣）」載示全銜的情況，也已經收到 貴院日前來函並附加陸委會相關公文。就此我也有回應如下：

我們完全尊重 貴院應有的全銜載示規定，也明白政府及公部門和對岸來往時，必須在名銜上字字計較的理由，但是政府及公部門也應該顧慮到民間在兩岸文化交流中實際的運作需要，在可以對等處理的時候，給予彈性處理的空間，譬如以「台北故宮博物院」與「北京故宮博物院」之並稱。承蒙 閣下體認到民間這些需求，並願意向相關機構反應以求解決之道，在此也一併致謝。

故宮是我們大家的故宮，如何使故宮成為更易於讓我們親近和使用的故宮，有待社會各界繼續共同討論。
再次感謝 閣下跨出這一步的誠意與努力，也希望 閣下能繼續回應大家的討論。謹此，即頌

鈞安
郝明義 謹上
民國九十九年五月四日
本函以電郵與掛號並傳

副本送：總統府廖了以秘書長
行政院秘書處

附件一周院長最後一封來信

附件二
故宮的新辦法（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圖像授權出版品申請表及藏品圖像授權作業標準流程表）

附件三聯合報的報導
接納建議 用故宮圖片依大小收費
【記者何定照／台北報導】 2010/04/29

大塊文化董事長郝明義日前砲轟故宮博物院圖像授權程序「擾民」，故宮院長周功鑫昨天表示，故宮致力推動文創產業，在郝提醒後，已緊急簡化圖像授權程序，授權費也改依圖片大小收費，「謝謝郝先生讓我們提早完成便民工作」。
郝明義稍晚發表聲明，表示「欣然見到故宮正面回應」，感謝周功鑫的誠意與努力；不過他也指出，諸如授權申請表條款第五項「以上未盡事項，悉依故宮珍貴動產衍生品管理及收費規定」作業，但此規定還未修正完畢，希望能再釐清，減少自由心證的可能。
周功鑫昨天說，郝明義指出問題後，故宮即邀行政院主計處相關人員討論修正圖像授權作業流程，故宮並設單一服務窗口，控管申請時效、提供進度查詢，即日起更將上線，讓流程更公開快速。
授權費方面，故宮全頁以內的圖片都收三千六百元，現在改為依圖片版面大小收費。故宮也強調，若非營利用途，如編製教育類用書及學術論文，內頁每張收費各僅五百元、四百元。
至於郝明義質疑書籍用圖為何須載明「國立故宮博物院」而非「台北故宮」，周功鑫表示，去年二月她去大陸會談前，特別請示陸委會故宮應用何名，陸委會就強調須用「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無權擅自改名。
【2010/04/29 聯合報】@ http://udn.com/

附件四

去年七月，大塊文化因為籌備《經典3.0》巡迴海峽兩岸三地的系列演講，以及後續出版繁、簡體字版書籍（以下簡稱本案），承蒙撥冗聽取簡報，慨允由故宮擔任演講活動的顧問，十分感謝。

唯自去年年底我們開始與文化行銷處金士先處長實際洽談故宮如何授權圖片以來，至今許多波折，因而奉函有所請教。

本案雖然包括二十五種書，但其中主要以和中國文化相關的書種（如《寒食帖》）需要向故宮申購圖片，並且各書需求圖片數量也沒有一定，因而從一開始，我們就希望按個別書種的需要申請購買圖片。然而今年1月13日金處長要求，本案不適合如此辦理，改要我們以《經典3.0》全系列二十五種書和故宮簽合作合約申請，後來並安排我們於1月29日到故宮參加合約審查會議。

然而，該次會議主席馮明珠副院長表示，基於本案不是每種書都需要故宮的圖片，並且各書種也不過只是需要三、四張圖，所以本案不需要簽署這種全系列合作的特別合約，大塊只需要回歸基本，按需要的個別書種申請購買圖片即可。

會後，我們等待十多天沒接到金處長進一步指示，只好在2月11日寫信請教是否確實不必簽全系列二十五種書的合約，而改以單書申請購買圖像。金處長次日回信，確認「上次會議已經決定以購買圖像授權方式處理」，不需再簽特別合約，並在電話中要我們年後直接申請買圖。

但2月22日春節假日結束上班後，故宮又來電說還是要以全系列二十五種書來簽約，並傳來一個新修改版本的合約。其後就合約歷經將近又一個月的反覆修改討論，由於金處長新提出要我們保證簡體字版載示故宮全銜的問題（詳下文），於是在3月12 日，我們再次聯絡馮副院長之後，經馮副院長同意，後來金處長也再次同意，我們不必簽全系列合作合約，而重歸單純的按書種購買圖像授權方式。

我們立即依照要求，填寫申請單按個別書種申請使用五種書十八張圖，後來又應要求，在個別書種的申請單上補充一些附註。

但我們送出申請單十天之後，3月22日金處長又再度來電，要求大塊還是得簽《經典3.0》全系列二十五種書的合作合約，並再傳來一份新版合約，其中還新加一條預付百分之三十履約保證金的條款。我們基於申請購買故宮圖片的書種只有五種，總張數不過十八張，卻又再三要我們簽全系列二十五種書的合作合約之不合理，向金處長表達，但未得同意。

3月23日我們再次寫信向金處長表達故宮這種要求之不合理。為突顯這種不合理，我們還把申請購買圖片進一步減少，只剩下《寒食帖》一種四張，並堅持不簽全系列合作合約，而依照單書申請購買圖片的程序進行。

故宮得知我們申請購買的圖片只剩下《寒食帖》一種四張之後，表示如此則可以同意不簽全系列二十五書的合作合約。但又提出新要求：大塊除了填寫申請單之外，還得再出一公函給故宮。

我們在3月24日再寫給金處長，請他明示是否需要公函，以及公函應該如何行文。金處長先是要屬下以電話回答「公函可附可不附」，但是在3月30日，金處長終於又親自回信，表示將請人傳來公函範本。不過，其後事隔近半個月，至今（4月13日）我們仍然沒有收到故宮傳來任何公函範本。
以上，我們和故宮就本案來往的重要過程，請見附件一。

金處長和我們幾次關鍵來往電郵內容，請見附件二。

今天奉函，一方面是向  閣下說明這些過程，另一方面也是有基於這幾個月與故宮來往的情況，甚感不論是就一名出版人而言，還是一名納稅義務人而言，都應該說出故宮目前需要面對的三種問題，以請教於  閣下。

這三個問題，分層次如下：
一、故宮如何去除被政治符號牽絆的問題

金處長和我們接洽過程中，前後給我們多次合約版本中，（第二條第一款）一直把故宮的全銜標示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台灣）」。

金處長始終知道我們所需要購買的圖片將另外轉授權給大陸出版社出版簡體字版，到3月4 日的合約版本之前，他要求的第二條第四款的文字如下：

簡體字版則可由乙方轉授權中國大陸地區出版社出版，此外，乙方不得將本藏品再授權、轉租或轉包予第三人。

但是到3月4 日，他再改了一份新合約給我們，第二條第四款的相關文字卻增列有底線字部份：

甲方同意乙方在不違反政府法令及同意本院全銜完整載示於本著作物之前提下，將本著作物的簡體字版轉授權中國大陸地區出版社出版，此外，乙方不得將本藏品再授權、轉租或轉包予第三人。

事後金處長一再堅持有底線字部份的必要，主張載示故宮全銜「國立故宮博物院（台灣）」為不可更改之規定，台灣出版業者必須保證大陸出版社也遵守。

我們對以上有疑問者如下：

1. 故宮的全銜何時更改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台灣）」？
2. 我曾經向金處長請教：過去民國八十年代，在兩岸三通還未通之時，兩岸故宮都可以合作《國寶薈萃》，並允許兩岸出版社互相以「台北故宮」及「北京故宮」載示，何以在兩岸情況遠為開放的今天卻不可？金處長答以今天情況有所不同。請問今天情況有何不同？所謂台灣業者必須保證大陸出版業者也載示故宮全銜，否則就違反政府法令，法令根據何在？
3. 我們明白政府及公部門重視名銜表達，因而字字計較的理由。但是我也覺得，政府及公部門也應該顧慮到民間實際的運作需要。以民間文化業者的需要而言，如果能回到二○○○年之前國民黨執政時所允許的，保留兩岸故宮可以「台北故宮」與「北京故宮」並行標示的空間，不但中性，也最實際。否則，如果強要民間業者在文化活動中也堅持一些事屬台灣政治意識型態的堅持，則不但窒礙難行，也可能讓我們在兩岸文化活動中錯失良機。

退一步而言，事實上，故宮對彼岸大陸出版業者必須載示全銜一事要求嚴格，但是在台灣本土卻不然。任何人在台北市坊間任何一家書店，都可以看到許多在台灣出版的繁體字版書刊，都不以全銜載示故宮的圖片授權 。
我們在台北的書店輕易隨手收集了數十種此例，略舉如下：

1. 
   
   
   
   
   
   如果故宮可以容忍在台灣看到的這種種彈性載示情況，卻要求業者必須保證大陸出版業者以「國立故宮博物院（台灣）」載示，是否過於被政治符號所牽絆？

二、故宮的圖片申購規定和程序是什麼？如何做到公開、透明、公平？

一、從這幾個月故宮對我們的要求來看，顯然故宮在處理申請圖片的時候有多種不同的規定。有需要就系列出版物簽合作合約者；有單書也得簽合約者；有單書不必簽約，只以申請單來購買圖片就可以者；有申請單上需要加註使用版本或其他限制者；有申請單上需要附加細部成本分析表者；有申請單之外還得加一公函，公函有特定範例者。

然而，就民間的申請者而言，我們卻完全看不到這些規定是公開的，透明的，更遑論故宮對各申請使用者是否都公平地一體適用。我們之知道有這麼多可能的規定，是由於故宮一次又一次變換我們適用的規定，對我們提出一次又一次不同的要求，才略有體會。
政府及公務機關的作業，應該日趨公開、透明、公平，是社會的共識，也是社會進步的象徵。今天故宮的種種規定，卻為什麼如此之不透明，有如此大的模糊地帶，並且讓個別負責人員在自己位置上有他自己個人自由心證的極大空間，使無所適從的民間申請者疲於奔命？
這到底是故宮的政策，還是個別情況的個人所恣意而為？
敬請  閣下說明故宮的各種規定，這些規定如何公開、透明、公平地適用於各申請者，並請賜知大塊文化本案究竟適用哪種申請規定與程序。
二、故宮內部的決策程序、行政倫理何在？如何避免個別人員形同擾民的行為？

1月29日馮副院長主持的故宮審查會議上已有決議，本案只是個別書種需要向故宮購買數量不多的圖片，不適用於以全系列二十五種書和故宮簽合作合約，而金處長2月12日也有來函確認這一點，但他又在2月22日再次回頭要求我們回頭以全系列來簽合作合約。
3月12日，馮副院第二次表示本案不需要簽全系列合作合約，金處長也再次同意，並指示我們如何填寫申請單並加附註等等，但是3月23 日金處長卻又傳來新的全系列合約要我們簽。
我們表達申請五種書十八張圖卻要簽全系列合作約的不合理，金處長不同意。等我們減少為一種書四張圖，金處長又同意可以單書申請購圖。
到最後，金處長三月三十日來信說要寄一公函範本讓我們用來申請購圖，但是事過兩個星期又無下文。

對於以上，我們極為好奇：故宮的決策程序和行政倫理何在？為什麼1月29日故宮的審查會議的決議（不需要簽全系列合作合約），金處長可以在明知道有這個決議之下，還反覆推翻這個決議，一再要求我們簽全系列合作合約？其動機究竟何在？所恃何在？
我們也想知道：身為公務機關，故宮內部的工作考核規範，有沒有把「便民」列為一個要項？對於形同擾民的行事，有沒有避免及防範的機制？

故宮的文物，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精華所在，並且歴經戰亂而來台，有社會各界所共同捐獻、投注的心血與努力。
不論身為申請使用故宮文物的出版業者，還是中華民國的納稅人身分而言，我們都非常感謝故宮的上下同仁以其專業知識與涵養，為我們善加管理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但一如上述，以本案為例，我們也發現故宮有不同層次的問題需要面對，才能把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做更有意義也更有價值的發揮。

馬總統就任後，己經實現兩岸三通，並以活路外交而自豪。故宮際此時空，應該善加體認到自己是台灣文化創意產業一個極其重要的資源，形同火車頭的力量。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想要放大眼界，以大陸市場為腹地來擴大經營規模，不可能不善用這種資源。故宮如果能公開、透明、公平地讓社會各界善用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對民間，對故宮，甚至對政府而言，都可以創造極高的附加價值。否則，形同固步自封，錯失良機，也有負全民所託。

今天奉函說明的，我相信並不是自己一家企業遭遇的問題，應該可以說是許多台灣文化創意產業者共同的心聲。也由於  閣下如何回應這些心聲可為社會各界所參考，因此奉函時除有相關副本收文者之外，也將公開發表。綜合以上，敬請賜覆。賜覆內容，我們也會一併公開，以資社會各界公開討論。
在等候回覆的同時，我們也將先保留採取以下行動的權利：

1. 向行政院、行政法院、立法院申訴的權利。
2. 向監察院陳情，請監察委員調查故宮相關規定及行事適當與否的權利。
3. 向法院提出告訴，要求因為故宮在處理本案過程中耽誤我們出版作業，改變我們對讀者的出版承諾，而造成我們精神、財務及名譽的損失，以請故宮賠償。

謹此。即頌

鈞安

郝明義         謹啟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四月十三日

本函以電郵與掛號並陳

副本送：總統府   馬英九總統

行政院   吳敦義院長

附件一：

附件二：

1. 金處長2月12日來信，確認1月29日的故宮審查會議決議不需要簽全系列合約，只需要單書購買圖像授權。

2.  大塊同事徐淑卿於3月23日寫信給金處長，表達故宮要求只買五種書十八張圖也得簽全系列合作約的不合理，並把購圖書種減縮為只剩《寒食帖》一種四張。

3. 大塊文化於3 月23 日又接到文化行銷處說單書申購圖片也得附加公函的電話，去電再次詢問，則又得到「可加可不加」的回答，因此於3月24日致信金處長詢問是否確實如此。

4. 3月30日金處長來信說會傳來公文範本，但迄至4月12日沒有下文。

　　5月20日，「我們的希望地圖」照一開始所說的辦法，針對政府去年回應的四十一個希望，請網友開始一年一度的評分，至6月2日第一階段結束。我們把第一階段投票結果送行政院之後，他們做了回應說明。我們在6月24日把政府的說明再公佈到網上，請網友進行第二階段評分投票，至7月7日結束。
　　看過政府回應的第二階段評分，按總分計的滿意度最高的前五名是：1. 「讓每一個小孩都能有飯吃」；2. 「關懷身心障礙者及弱勢族群」；3. 「落實性別工作平等法」；4. 「不再有家庭暴力、虐童事件」；5. 「提升文化意識」及同分的「五千元文化支出列入所得扣除額」。
　　按總分計的滿意度最差的前五名是：1. 「馬路平整問題」；2.「落實同志人權保障，立法通過『伴侶法』與『反歧視法』」；3. 「十二年國教問題」；4. 「停建蘇花高」；5. 「正視流浪貓狗的生存權」。
　　很多網友表示，他們需要事先知道那個項目過去的狀況和現在是否已經改善，再來投票才比較有意義。就這一點而言，我們除了建議每個人就自己平常關心的項目多加注意政府的所言所行，以及自己需要深入了解問題之外，也另有一個建議。那就是，我們可以多加比較政府歷年回應「我們的希望地圖」時，他們說法的變化。今年投票之前我們沒有做去年和今年的政府回應對照表，但是在做分析報告時，我們把政府前後兩年對同一項目希望的回應說法，並列比較，希望有助於大家參考。未來再加上第三年的政府回應對照，應該更可以知道每個項目的情況到底是如何。
　　比較這兩年政府針對四十一項希望的回應說法，大可以分出九種類型。
　　第一類，是繼續評估或研議中。代表性的例子，是對「不孕症自費醫療支出納入健保或育兒補助」。
　　第二類，是有新的草案。代表性的例子，是對「十二年國教問題」，說他們今年4月辦理「擴大國民中學學生免試申請升學實施方案 」草案公聽會。
　　第三類，是有新的做法。代表性的例子，是「育兒補助」項目裡，把托育費用補助的發放對象，放寬增列。
　　第四類，是有新的想法。代表性的例子，是「提出幫助精神病患政策」項目裡，衛生署回應新增「積極辦理精神病患社區關懷照顧計畫。」
　　第五類，是狀況不明。代表性的例子，是「關懷自殺遺族」項目裡，去年政府的回應還洋洋灑灑，說明甚多，今年衛生署只回應了一句話：「目前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已積極組織遺族關懷團體。」
　　第六類，是明顯的原地踏步。代表性的例子，是「補貼大眾運輸」。交通部今年的回應，和去年的回應幾乎連文字本身都沒什麼變化。
　　第七類，是明顯的大躍進。代表性的例子，是「大陸配偶希望得到公平待遇」。不論是內政部或陸委會的回答，都可以看出政府在大幅改變政策的方向和做法。
　　第八類，是明顯的大後退。代表性的例子，是「落實同志人權保障，立法通過『伴侶法』與『』反歧視法』」的項目。今年政府的回應，不但持續在「審慎研議」，連去年說的「目前『人權法』草案正由研考會審議中」，今年都看不到了。
　　第九類，是最有趣的，可以稱之為看來政府努力似乎最大，但是與民間落差也最大的。代表性的例子，是「馬路平整問題」。光看政府說明，一定會覺得全台灣的馬路都平整有望，但偏偏這個項目在今年的評分投票中，是滿意度最差的。
　　明年開始，我們想把兩階段評分投票合為一次評分，也就是請政府在五二○之前先就當年情況回應後，先公告於網路上，然後由網友一次投票。今年分析說明的詳情，都將公佈到「我們的希望地圖」網站上。

　　馬英九總統說出兩岸應該建立「識正書簡」的共識之後，綠營批他是促統，民間不滿的聲音也很多。總統府和官員則忙著滅火，強調「識正用正」是目前的教育政策，「識正書簡」是對大陸的喊話。
　　我很好奇馬總統為什麼要自家花園放火，徒生風波。不論到底是什麼原因，我都建議他回顧一下中文產生「繁」（正）、「簡」體之別的歷史背景。
　　今年是五四的九十週年。清末民初的中國，經歷著各種衝擊，眼見國家積弱不振的知識份子熱切於各種改革，在社會的各個領域都引爆新潮與傳統之爭。五四的前兩年，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揭開文言與白話之爭的序幕，在語言與文字的領域也引爆了新舊之爭。到了五四，革命的炮火更猛烈，前進的人士開始主張「國語羅馬字」；再過十來年，進入一九三○年代，不但有人提出連「白話文」也相形落伍的「大眾語」，並有「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出現。總之，在一個急於「救亡圖存」的時空背景裡，激進的人士不但不能接受文言文那一套，連白話文也覺得難以成為開啟民智的工具。他們主張：要教育廣大無知的人，最快、最方便的路就是廢除中文，改用「國語羅馬字」或「拉丁化新文字」。
　　很早就意識到「革命和建設沒有文化是不能奏效的」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波波語文改革的浪潮裡，一直支持「國語羅馬字」、「大眾語」和「拉丁化新文字」等激進主張。以中國傳統文化繼承者自居的國民政府，則一路站在這些新潮主張的對立面，與之展開激烈的陣地戰。譬如，國民政府為了對戰「國語羅馬字」，而提倡「注音字母」及「國語運動」，並以「國語運動」獲勝而告一段落。在台灣，今天還可以看到這場勝仗痕跡的，就是由注音字母改名的「注音符號」，表明它的任務是中文注音，不是新文字。而當時落敗的「國語羅馬字」，則被改名為「注音符號第二式」。
　　中共雖然歷經一九二○年代羅馬字運動挫敗，三○年代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也因為抗日戰爭的爆發而轉入地下，但終究在一九四九年建政之後開始實現自己的語文改革理念，很快就宣佈了帶有國策意味的「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創定和推行漢語拚音」三個文字改革任務，並設有「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這樣的指導機構來主其事，再編寫《現代漢語詞典》這樣的工具書來當推動依據。
　　綜合以上來看，今天在台灣討論中文繁、簡字體的問題時，常見有兩個誤區。
　　第一種，是小看了中共推動簡體字的歷史背景、決心、政策，以及其方法。事實上，中國大陸基於關注語文改革的傳統，長期關注中文演化的理論，以及各種字詞、語料使用的調查研究。也因為他們知道自己使用中文和傳統有所不同，所以上自推動政策的政府，下至實際應用的個人，整個社會都產生對文字使用規範的警覺與需求。所以，如果有人對中國大陸使用簡體字這件事，只產生簡單的「破壞傳統」的印象，那是太浮面了。
　　第二種，則是把今天簡體字和繁體字之別說得太輕佻。代表性的說法，是中國還沒有共產黨的時候就有簡體字，中國古代的草書中就有簡體字，所以沒必要把簡體字和繁體字之別，說得那麼嚴重。簡體字的確自古就有，不過稍微回顧一下近百年的歷史，就該知道，今天中國大陸使用簡體字，和過去從書寫中產生的簡體字，是兩種不同觀念的產物，兩者不能劃上等號。刻意要把簡體字和繁體字之別說得輕描淡寫，是昧於事實。
　　在沒聽到他有比較仔細的論述之下，馬英九總統就提出兩岸要建立「識正書簡」的共識，聽在台灣的人耳裡，很容易覺得他是走進了第二個誤區；聽在大陸的人耳裡，很容易覺得他是走進了第一個誤區。

　　馬總統希望自己以「文化總統」而為後人所記憶，除了需要「務虛」，提出自己的文化論述之外，還有事情需要「務實」。
　　在民間諸多「文化創意產業」及其相關法令的討論之中，儘管不同行業裡的人需求有所不同，許多主張的聲音也各自有異，但起碼有一點是大家的共識：希望「文化創意產業」能夠不必承受「採購法」競標規定的折磨。
　　「採購法」必須競標的規定，雖然是政府防弊的措施，但是在處理起「文化創意」的活動時，往往卻形成「劣幣驅逐良幣」，造成許多問題。因而不論在學學文創所主辦的十四個行業的討論，還是馬總統親自主持的「文化創意產業圓桌會議」上，都紛紛有人主張：政府要表現出重視「文化創意產業」的誠意，必須先讓文創產業從「採購法」的競標規定解套。
　　然而，如果看最近的行政院版本「文化創意產業法」及其行動方案，卻沒有看到政府對這些主張的回應。所以近來又有立法委員要就這個問題召開公聽會。
　　要幫「文化創意產業」從競標規定解套，真的是如此困難嗎？其實不見得。光是以「採購法」的第二十二條而言，就至少不只一款允許對文化創意活動可以改採「限制性招標」（也就是說可以不經公告程序，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或者乾脆只邀請一家廠商議價。）不只如此，政府還早就根據「採購法」的這一條，訂出一個子法，名為「機關邀請或委託文化藝術專業人士機構團體表演或參與文藝活動作業辦法」（以下簡稱「文藝活動作業辦法」）。雖然「採購法」的第二十二條和其子法所給的空間，仍然離文化創意業者的理想很遠，但起碼多少總有一些鬆動的空間。
　　那為什麼連這點已有的鬆動空間現在都消失了？理由是：這些法令雖然就在手邊，但是卻沒有政府官員願意採用。政府官員為什麼不願意採用？理由是：官員一旦決定不用競標，卻改採「限制性招標」，很容易被戴上「圖利他人」的帽子。
　　我因為曾經承辦台北國際書展，有個印象很深刻。大約在二○○三年之前，有政府官員會主動提到民間專業機構想承辦台北國際書展的時候，可以如何使用「文藝活動作業辦法」來避開「採購法」的可能。但是從二○○三年之後，政府官員越來越不願意提到有這個辦法，再到後來，幾乎根本就不承認有這麼一個辦法，一切都要競標。大家越來越怕「圖利他人」的帽子扣到自己的頭上。
　　進入了二○○九年之後，我們大可以預期，政府官員這種害怕「圖利他人」的心理與情況，接下來減輕的可能不大。理由很簡單：看了陳水扁和其一夥人的諸多形狀之後，沒有人想讓自己的行為被拿來和他聯想；何況，現任總統又如此特別注重強調「廉潔」。
　　政府官員重視「廉潔」是必須的。然而政府的行進，畢竟要靠兩個輪子。一個是「廉潔」，一個是「擔當」。有擔當而不廉潔，弊病叢生。有廉潔而沒有擔當，則失去意義。政府官員可以兼顧「廉潔」與「擔當」，並沒那麼困難。只是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因為主政者所影響的環境與氛圍，使得這兩者逐漸成了幾乎無法並存的單一選擇題了。
　　馬英九身為總統，需要務實的一件事，就是以身作則地打破這個迷思，親身示範「廉潔」與「擔當」可以並行，必須並行。
　　他至少可以從兩方面著手。
　　第一，找機會親自示範「文化創意」活動從「採購法」的競標限制中解套。馬總統剛就任時，已經親身示範了公務員連道賀花籃都不收的「廉潔」標準。現在，他需要示範政府施政可以如何在「廉潔」的基礎上，展現不怕被人隨便戴帽子的「擔當」。
　　第二，從體制及立法上徹底推動政府「採購法」的改革。馬總統必須認清，現行「採購法」的種種問題，不只是影響「文化創意產業」，不只是影響政府的採購，而是影響了整個文官體制的心態和方法。
　　到底現行「採購法」有哪些問題？到底要如何改革？
　　這倒也不必再召開一次圓桌論壇。
　　民國九十年，漢寶德先生就寫過一篇論文：＜政府採購法對文化藝術的影響及其因應之道 ＞，把問題和改革的方向都寫得很清楚。
　　馬總統應該不難找到漢寶德先生請教的。

　　去年，文建會繼經濟部之後的《文化創意產業法》草案（以下簡稱「文建會版」）出爐之後，因為仍然沒有符合各方的期待，遭到許多批評。各界人士提供建言，籌謀行動，希望能在該草案送進立法院之前，有所補救。
　　進入今年之後，這些建言與行動，更趨積極。民間有學學文創為代表，召開涵蓋十六個行業的一系列討論，匯整出各方意見，以供政府參考。
　　繼之，政府也有積極回應，除了馬英九總統親自主持「文化創意圓桌會議」的開場，全程三小時聆聽出席人士的意見，蕭副總統也銜命與各界後續開會討論，要把各界建言送交行政部門參考之外，今年行政院的春節茶會上，劉兆玄院長也宣布行政院將成立「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自己親自主持。
　　過去不論經濟部或文建會所擬《文化創意產業法》之為人詬病，主管機關是很關鍵的一點。面對台灣前所未有，涵蓋領域如此之大，眾所期許又如此之深的《文化創意產業法》，主管機關不論是文建會或經濟部，兩個單位都有其不足之處。因此在眾多討論中，政府如何設置一個跨部會的協調單位，類似李國鼎時代的科技顧問小組，是一再被提出的議題。所以，劉兆玄院長親自召集「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的宣示與行動，很令人振奮。
　　最近，行政院新通過了一個《文化創意產業法》版本（以下簡稱「行政院版」），送進立法院了。且不論現在這個版本和民間這一陣許多討論與建言的內容之落差，光拿原先的「文建會版」來對照一下，也有令人錯愕之處。因為從「行政院版」裡，不但看不出層次提高到行政院長擔任「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召集人之後所應有的誠意與魄力，反而比原先區區文建會一個單位所提出的版本，還增加了許多空洞和倒退。
　　我們來看這兩個版本的四點主要差異：
　　一、「藝文消費抵稅條款」：「文建會版」裡，個人對「表演藝術及視覺藝術展演之門票消費」，可以有一萬二千元的報稅扣除額；「行政院版」則刪掉了這一條，改為企業購買文化創意事業的門票來贈送給學生及弱勢團體的話，可以列入費用，不受金額限制。
　　二、「文創基金」：「文建會版」裡的說法是：「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基金」；「行政院版」不見了「基金」，卻出現了一個「基金會」：「政府為投資、輔導文化創意事業，應捐助成立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基金會」。
　　三、「文創預算保障」：「文建會版」說，政府為了扶植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要保障「所需經費逐年成長」，但因為沒有註明應占ＧＤＰ多少百分比而被人譏為沒有誠意；「行政院版」更進一步，不但沒有補充與加強，連「所需經費逐年成長」的字都刪掉了。
　　四、「人才延攬進用條款」：政府因為缺乏文創產業的專業人才，不懂民間思惟，需要由民間舉才，因此「文建會版」規定政府機關可以「會同中央人事主管機關訂定公開、公平之資格審查方式，並放寬公務員任用之資格」。但是現在的「行政院版」不但沒有更開闊性的解釋，卻連這一條都乾脆刪除了，不見了。
　　「行政院版」比「文建會版」倒退的這四點之中，「藝文消費抵稅條款」之刪除，近日引起的反應最激烈，討論最多。而我自己最好奇的，則是原先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所應設置的「基金」，為什麼卻變成了「基金會」？
　　略識之無的小孩子，都知道「老婆」和「老婆婆」是不同的。有一點常識的人，也都該知道「基金」和「基金會」的作用是不同的。政府認為可以透過一個基金會來「投資、輔導文化創意事業」，不知道他們到底是把中華民國的文化創意產業看得多小？或者，把這個基金會的規模設計得多大？
　　在馬總統表達那麼重視「文化創意產業」，親自主持相關圓桌論壇的開場，劉院長也劍及履及，親自召集「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而協調出這麼一個版本之後，應該跟大家有個說明。
　　不然，就這段時間有那麼多各界民間人士跟著一起參加相關討論，投注心力而言，我這篇文章還可以另換一個標題：〈政府不應該拿人民的時間開玩笑〉

　　如果說「文化」代表著一種對價值和品味的堅持，那麼藝術、文學、音樂、表演等創作，最容易讓人對這種堅持有所體會。古往今來，這些領域中多少人儘管一生困頓，卻不為任何物質或金錢的誘因所動，始終一貫地把守自己的信念而創作，不在任何細節上讓步。然後，時間流逝，他們的作品日益光芒四射。後人觀賞之時，驚嘆於怎麼有人能在那麼艱辛的環境裡，堅持出如此豐富又璨爛的成果。
　　因為這些藝術與文學等作品，經常讓我們很極致地領會到創作者在其中所堅持的價值和 品味，所以「藝文」就成為「文化」的代表。

　　儘管「藝文」是「文化」的代表，卻不是全部。畢竟，一個社會裡，不會是每個人都從事藝術、文學等創作；但是一個社會裡，每個人在做的工作，其實都需要堅持一些價值與品味。總之，「文化」是包含而大於「藝文」的。

　　如果只是直接把「藝文」和「文化」畫上等號，我們至少會有兩個損失。第一，會讓人以為「文化」只是和藝文領域的活動才相關的事情，只要不涉及藝術、文學等創作的人，就不必去理會「文化」。第二，社會裡其他非「藝文」領域的人，也就難以體認「文化」的價值，無從了解如何提煉並使用「文化資本」。

　　在過去，這也許是個可以馬虎將就，因循以待的問題。但是到今天，卻沒辦法了。今天來到了「文化資本」主導的第四波經濟的時代，誰能認真對待「文化」，誰能堅持自己行業裡的價值與品味，誰就掌握了最有力的工具與資本。

　　譬如商人。就很多人而言，商業活動是和「文化」最不相干的。大家會說：商人不就是唯利是圖嗎？商人成功的標準不就是以其財富累積的大小嗎？商人不就是要為了達成其想要獲得的財富，一切機巧應變嗎？有什麼價值與品味好堅持的？

　　而這次金融風暴橫掃全球，正好讓我們看到少數一些可以保全自己的業者，莫不是在金錢遊戲最火熱的高潮上，仍然不識時務地堅持自己一向相信的價值與品味。從這一點而言，金融風暴與其說是毀滅了過去一段時間大家所以為的價值，不如說是提醒我們對未來所要堅持的價值。

　　在「藝文」和「商業」之間，來看看「運動」吧。「運動」之需要注重「文化」，原來就比較容易為人體認，最近日本和韓國在世界棒球經典賽的表現，更把這一點說明得淋漓盡致。

　　日韓兩隊能讓美洲對手潰不成軍，絕對不只是東西方球風不同所能解釋的。日本和韓國，是以他們對棒球文化的堅持，因而打出了迷信長打和明星球員的隊伍所沒有的韌性和氣勢，而連棒球的宗主國都不能不為之臣服。

　　經典賽結束後，去看日本的新聞網站，有一個標題很有意思，大意是真要把韓國當成「宿敵」了嗎？從這一句話可以看出，日本人的確還是不習慣把韓國當成同一等級的對手來看待。但不習慣歸不習慣，日本跟韓國的一路纏鬥，可是全力以赴，不惜稱之為「世紀之戰」。

　　看韓國一個新聞網站，則以「偉大的挑戰」貫穿全部報導的主題。韓國雖然知道自己的棒球實力畢竟和日本有差距，把這場纏鬥稱之為「挑戰」，但事實上卻毫不把自己視為挑戰者，隨時都滿溢著可以把日本踩在腳下的信心。

　　這就是他們遭遇任何對手都全力以赴的運動精神，這也是他們讓大家看到「棒球從九局下半二出局才開始」的價值與品味，也就是棒球文化。是這些對棒球文化的堅持，突現了日韓兩隊的表現，而不是別的。

　　經典賽中，台灣再度輸給中國大陸隊之後，如何振興棒球又成了我們的話題。事實上，我們的「運動彩券」也將以力挺棒球的名目，讓職棒簽注堂堂登場了。

　　但我們真是因為欠缺對球隊與球員豐厚的待遇而淪落到今天這個地步嗎？為什麼不想想哪有一個社會能容忍職棒打假球打了近二十年的？為什麼不想想我們社會的棒球文化，早就被這種毒瘤給腐爛殆盡？

　　早從過去，不分任何行業，都有少數人掌握一個秘密，那就是如果懂得從「文化」裡提取養分，就可以獲得最大的利益。而今天，隨著文化資本的時代到來，這已經不是如何使自己更成功的秘密，而是能否使自己生存下去的訣竅了──堅持自己相信的價值與品味，是和每一個人都相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