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女士一年前發現乳癌，檢驗顯示她有高度復發的危險，可是沒有錢可以買標靶藥，撐到一年後，乳癌復發並轉移到骨頭及肝臟。邱女士不是癌症希望協會發現的特例，因為在男性是一家之主的傳統觀念下，癌症媽媽常常為了家人利益而寧願犧牲自己，在抗癌這場戰爭中，成為弱勢者。
五十五歲的邱女士去年九月發現左胸乳癌，開刀取出三十六顆乳癌淋巴腫瘤，做了二十九次放射線治療，當時她的HER-2檢驗為顯著陽性，醫師告知這代表復發高危險，建議她用標靶藥物，可是邱女士的先生長年洗腎，兩個較大的孩子雖在賺錢，但小女兒還在念書，存款雖然有新台幣十萬元，醫藥費卻至少要五十萬元。

今年七、八月，邱女士的乳癌復發轉移到肝臟及骨頭，終於符合健保給付使用標靶藥物，今天她談到抗癌路的辛酸，數度哽咽說道：「家裡需要我，可是我沒有三十五萬元拿來買藥，就算有，我也會留著當生活費」，她並說，如果當初健保能放寬讓她用標靶藥，或許後來的轉移復發不會那麼早來，「如果能重新選擇，我還是會把錢留著家用」。

癌症希望協會還接獲另一樁更無奈的案例，八十歲的母親和五十歲的兒子，相隔幾天分別被診斷出罹患第四期肺癌，面對每月平均要花六萬多元的藥費，家人得忍痛在母與子之間做取捨。

由於這家人的教育程度都不錯，老太太的女兒主動提及使用標靶藥物的可行性，也知道以母兄的病況暫不符健保給付資格，使用標靶藥物必須自費，面對這種「二選一」的難題，病家決定先讓五十多歲的兒子服用標靶藥物，老太太則接受健保給付的療程，不幸的是，兒子在接受療程三週後，依舊因為病情惡化過世。

台灣癌症希望協會理事長王正旭表示，標靶藥物藥費動輒數十萬或上百萬，若全民健保不給付，病患只得「隨人顧性命」，罹癌家庭鎮日陷在此種「該不該救」、「該救誰」的兩難中，如果患者是媽媽，常常為了子女及丈夫的生活，又不願造成公婆的負擔，往往選擇自我犧牲，處境更是可憐。

「今天台灣的問題是，健保給付醫師和醫院的制度有所不當，使得他們難免需要從賣藥這件事情上賺回自己的利潤，當作彌補。」這說法是有問題的，在沒有健保以前，醫師一瓶葡萄糖點滴可以賺取三十倍的利潤，換句話說，健保制度在此也不過是醫師貪婪本尊的替死鬼罷了。

這篇文章主要站在醫師的立場，感覺似乎有談到一般人的立場，事實上看過的人應該都會很清楚的感覺這是在為醫師謀福利，並希冀藉此讓醫生斂財的行徑收斂，以造福百姓。這是本末倒置的作法。為何醫師的薪資不由他們看病的效率以及治癒率來決定呢？就好像西醫一直引以為豪的醫藥統計學一樣，他們認為中醫很多藥只針對個人而言，沒有這種統計上的效用，即便SARS期間一百種中藥治癒了一百個人，也一樣被鄙夷。但一個西藥治不了三四個人，反而西藥的體系還被稱讚。如果，醫師的薪資跟他們的技巧（就不談道德了，因為技巧好，病也醫好了，哪有什麼為了錢隨便截病人肢的荒唐作法呢！）成正比，那麼台灣醫師的水準將成為世界第一，因為要當富有的醫生唯一的方法就是提高自己的判斷力與治癒率，同時當然也時時刻刻再補充自己的專業知識。
如果只是想要從健保上的薪資給付上作改革，卻完全不顧醫生的「水準」，那無疑是很糟糕的。

「總之，健保不可能又是保險，又是福利，又極其便宜。想三樣都要，就走到今天這一步。」這句話我也稍微改一下，「總之，醫生不可能又是富翁，又是善人，又極像聖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