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明義的作品

媽媽

初一那年的寒假，我的母親過世了。

我母親有個很特別的名字：于慎奇。（外公當年為什麼會給一個女孩取這樣一個名字，應該有個故事，只是沒來得及問她。）所以，她又有一個比較通俗的學名：于梅琦。她在山東老家的娘家很富有，因此不但上學上到高中畢業，而且從女紅到烹飪，無一不精。這樣，她嫁了一位高大、英俊的先生，這位先生又一路把生意做得越來越大，她的生活一直是很順遂的。
後來，我父親破產，她受的打擊很大。但是，這些事情又肯定比不上她受的另一個打擊，也就是在前面夭折了兩個孩子之後，好不容易存活下來的一個兒子，又患了小兒痲痺。多年後，等我自己有了小孩，不過因為他感冒而夜半啼哭就感受到的無助與心焦，才讓我多少體會到一點當初媽媽在我發病時候的心情。
可是，我的童年，並沒有因為我的病，因為父親的破產，而產生任何匱乏。媽媽用她的愛，和她的本領，給了我和妺妺最大的呵護。
不說她經常幫我們剪裁的衣服、織的毛衣，連家裡絲綢被面上的龍鳳、山水，也都是她親手繡的。她憑著一身手藝，把有限的家用擴大了許多效果。
端午節，早上醒來，我們手腕上已經纏繞了五顏六色的彩繩。和掛在家裡的彩色粽子形荷包一個作用，都是辟邪的。仲秋節，記得她用一 個上面有各種小動物形狀的木頭模子，填出形形色色的糕餅，烘得香香酥酥。春節，她做的年菜，蒸的各種饅頭、包子，更成了我永遠思念的口味。
我最早的故事，也都是媽媽講給我聽的。有一個，是說她家鄉的一個表妺，被一條成精的黃鼠狼給迷住，後來大人又怎麼抓到黃鼠狼。在冬天的夜裡，聽著呼嘯的風把窗紙刮得快要破掉，媽媽講那個黃鼠狼的模樣，把我嚇得把整個頭鑽進被窩，她暖暖的懷裡。
因為有媽媽的陪伴，小學是我最幸福的一段日子。
上學、放學，都是媽媽來接我。午餐時間，不是她來揹我回家吃午餐，就是她準備四層的圓飯盒送來學校——兩層是菜，一層是飯，一層是湯。
從我家去學校，要走下一道四十度的黃土坡。晴日還好，可以小心地、慢慢地走。到了下雨天，黃泥滾滾，就成了不可能的任務。我們必 須先走到很遠很遠一個地方，再回頭沿著那邊舖了柏油路的坡道繞回學校。後來，媽媽發現在中間路段有一條近路可抄，所以，朦朧中可 以回想起，媽媽帶著我和穿行在一條黝暗又曲折，雨水落在兩邊屋簷滴滴答答的小巷子裡。
媽媽給我設了一個無微不至的保溫箱。她怕我出去受到傷害，我也非常樂於不要出去。每當考試或書法比賽得了獎，媽媽問我要什麼禮物 ，我總是要她幫我租小說來看。租書店裡的各種武俠小說、愛情故事，這樣被我看遍。媽媽拎著一大摞武俠小說回家，走進院子的身影， 是我在寫這段文字的時候隨時浮現在眼前的畫面。

另一些回憶
我母親留給我的，不只是這些溫暖的回憶。
她的身材瘦削，喜歡穿旗袍式的衣衫，因為包過小腳又放開，走路沒法很快。但是她的個性則不然。和她相關的記憶裡，很早的一幕是， 她抱著我走在一個燈光暗黃，人影幢幢的房間裡。當時我父親破產不久，沉溺在一間鴉片館裡，我母親帶我去站到了父親面前，拉他出來 ，幫他戒了鴉片。我父親這樣開始了去外地幫別人工作的生活，沒有淪陷深淵。也因此，我還記得後來一幕：一個陰霾的冬日，在港口的 一個斜坡上，她指著遠處蜿蜒而來的火車，告訴我多少天以後，爸爸就要搭那輛火車回家了。
她對我又沒有溺愛。對一個孩子的做人，以及生活上的教育，她沒有因為我身體的不便而放鬆丁點要求。犯了錯，她會用掃把狠狠地抽打 屁股；犯再嚴重一點的錯，晚上就不准進房間睡覺，即使是嚴寒的冬夜，也得在外面地板上罰跪。如果說後來我在做人處事上還懂得一點 自愛，那一定和她給我的許多糾正有關。
剛進初一的上半學期，媽媽發現自己患了子宮頸癌，決定開刀，手術失敗而過世。從她發現異常到過世，這段時間很短。父親說我行動不 便，沒有要我去過醫院，她去世之後，也沒有讓我去參加葬禮。所以那段時間對我而言很虛幻，只有三兩個畫面是清晰的。
一個是夜裡被她哭醒，看到她背著燭光凝視著我，淚水滴在我臉上。
一個是她要動手術的前夕，我在外面貪玩，沒有及早趕回家去見她，她躺在炕上，氣得不肯和我說話的背影。
最後一個，是一位參加葬禮回來的叔叔，紅著眼告訴我：我母親的棺木要釘的時候，一直釘不進去。直到爸爸跟她保證一定會好好照顧我 ，要她放心，釘子才釘了下去。
但，也就是這些。我對母親的過世，一直有種很不真實的感覺，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總覺得她是在開我一個玩笑，隨時都可能從外面開 門笑嘻嘻地拎著一摞書走進來。再之後，雖然也知道她是真的走了，卻也沒有特別的難過與懷念。我一點都沒想到，要真正思念媽媽，是 很久很久以後的事。
一九九五年的秋天。
有一個周末，我自己中學已經二年級的兒子和同學出去玩，跟我約好晚上六點回家。下午，我在家裡工作，睡著了。睡了很長一段時間， 醒過來的時候，天已經全黑，漆黑的屋子裡沒有一個人。
躺在黑暗中，我思索著他怎麼還不回來。
突然，對母親的回憶像一道細細的水流潺潺而來。我在外面貪玩，沒有趕回家去見她，她躺在炕上不肯和我說話的背影浮上了心頭。
接著，水流一下子掀起了巨浪，把我打翻。
我不由得坐起身，放聲大哭，在黑黑的屋子裡，在她去世二十六年之後。
朋友

母親去世，我的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的防護罩消失，正式和外在世界的環境開始接觸。
最重要的是，生活裡多了一個新的元素：朋友。
我最早開始有同齡的朋友，是小學四年級的事情。那一年，我家附近出現了兩家從大邱搬來釜山的中國人鄰居，其中有兩個孩子和我同班 ，另一個比我低一班。從此，放學後我家門口也有人喊我的名字，叫我出去玩。
我也開始跟大家玩起捉迷藏的遊戲，但是因為跑不過人家，往往只能選一個最隱密的角落，等大家苦尋不著，願意特別放我一馬的時候， 才出來自首。當然，我最拿手的還是講故事，所以一座劇場的後門樓梯頂，就是我的講台，樓梯上下會圍一堆孩子聽我講故事。
五、六年級開始，我的朋友更多了。一個理由是，我在課業上突然開了竅，成了一個「小老師」，放學後，來我家一起做作業，或「抄」 作業的同學，門庭若市。另一個理由是，同學的個頭和力氣都大起來，可以揹我了，所以有些利益可以分享。由於不能用學校的廁所，所 以老師特准我回家去用馬桶。回家一趟，可以找四個同學。通常，一人負責揹我，一人從旁協助，另外兩人各持一根拐杖。四個人的陣仗 ，方便了我，也方便了大家暫時逃離教室，真是皆大歡喜。於是我要何時回家大便，就成了需要涉及眾人權益的公共事務；哪些同學陪我 回去，也成了某種特權的分配。當然，偶爾也會有穿幫的時刻。有一次就是我還沒向老師報告，就有個急不可待的同學搶先舉手：「報告 老師，郝明義要回家大便！」
不過，在小學畢業之前，我這些活動範圍，都不過是學校和家之間兩三百公尺之內的事情。要說離家去比較遠距離的記憶，只有六年級一 次在一個大姐頭同學帶領下，去了一個太陽曬得很厲害，地上沙子很多的地方，看了場馬戲團的表演。
母親去世，少了她的照顧之後，我必須開始對這個世界，展開更大距離的探索。而這個探索過程中，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朋友。

親舊

不妨先談談韓國人對朋友的看法。
韓文的「朋友」，是漢字的「親舊」兩個字，發音接近「親固」。韓國受儒家文化影響很深，「朋友如手足，妻子如衣裘」的觀念，在社 會上很普遍（起碼當我在那兒的時候）。而「親舊」之間，最重要的是「義理」，所以「親舊」、「義理」這些字眼，在韓國文化裡佔著 非常特別的地位。
我們小時候，韓國有兩類電影最賣座，一種是《淚的小花》那種愛情加親情的大悲劇，一種就是什麼《義理之男》，《暗黑街的男子漢》 這種描述友情的電影。前幾年有一部《朋友》在韓國創下歷史新高的票房紀錄，連紅遍亞洲的《我的野蠻女友》也落於其後，是有其傳統 背景的。
除了電影，真實世界裡有一幕場景。那是個冬天，天色傍晚，在前街上。前街雖然不寬，畢竟是條行車的馬路。我看到兩個男人，一人坐 在馬路正中央的地上，一人枕著他的大腿蜷臥在地上。躺著的人醉得厲害。坐著的人比較清醒，抽著煙，不時把香煙送到懷裡那人的嘴邊 ，輕輕拍拍他的臉龐，低聲講幾句話。我站在一間文具店裡，隔著距離和玻璃，完全聽不見他們在說些什麼，但是那兩個人在寒風中，在 逐漸昏暗的天光裡，那種目無餘子的感覺，卻比屋子裡的火爐還溫暖了我的心。
電影《朋友》的故事，就發生在釜山。幾個主角讀中學的時代，也和我們相仿。所以，電影裡他們穿著的黑色校服、活動的市街，也就是 我們成長的時空背景。
失去了母親的照顧，進入青春期的我，交往的朋友產生了許多變化。
第一次，我要自己買午餐來吃，我要自己使用零用錢，我要自己安排生活裡的細節，等等等等。於是，我生活的範圍一下子拉大。我交往 的朋友，不再只是鄰居玩伴的圈子，包含了來自同班、其他班，甚至釜山之外其他地區的同學；不只是別人眼裡所謂的「好學生」，還包 括別人眼裡的「壞孩子」。
後來回想起來，其中有兩個因素的作用。第一，是母親為我設下的防護罩太細密了，細密到我根本沒有覺察到它的存在，也因此，失去它 我沒有任何為之卻步的疑懼，只是「平常心」地開始了對外的探索；第二，是我週遭的朋友，不論是原來從小學時期就來往的，還是進了 中學之後才認識的，沒有任何人用異樣的眼光看待過我，更別說任何一點或明或暗的欺負，他們只是很「平常心」地和我交往起來。
於是，他們帶我一起參加各種遠足、旅行，經常划船載我到遙遠的小島，從沒有人覺得有什麼危險；我和他們在一起，也學會了抽煙、喝 酒、聽流行音樂、追女孩子，看一些只能夜深人靜才能偷看的書，以及後來去泡那些德克薩斯胡同的酒吧。
在各種因素與影響的混合中，朋友幫我形成了一個最寶貴的特質：開朗的個性。後來我一直沒有把自己軀體的受限放在心上，不能不感激 我中學六年的朋友。

韓國人
除了老師和同學，青少年時期影響我最深的，當然就是那個環境的本身：韓國。
過去，韓國人因為愛穿白色衣裳，有「白衣民族」之稱，但是二○○二年世界杯足球賽在韓國舉行的時候，看著那些衣服要穿紅的、飲料 也要喝紅的「紅魔」，倒覺得這些愛吃辣椒泡菜的人，稱之為「紅衣民族」倒可能更可以表現他們的特質：激情——激越之情。
到底有多麼激越呢？從一個故事講起吧。
大約相當於中國的唐朝初年，朝鮮半島上是高句麗、百濟、新羅鼎立的三國時代。高句麗約莫相當於那個兔子側影的上半身，新羅相當於 下半身的右邊，百濟則是下半身的左邊。
後來，新羅與唐朝聯手，即將吞併百濟。
新羅五萬大軍攻到百濟首府，百濟的大將，階伯，卻只有五千人馬可以動用。階伯明知必敗無疑，出戰前夕，叫來妻子，宣示寧作百濟鬼 ，不作新羅奴的決心，為免受辱，他們一一刎首。
沒有後顧之憂的階伯，出戰卻佔了上風。連著四日鏖戰，新羅軍隊都被百濟擊退。新羅的大將品日看了很沒面子，就叫兒子官昌發揮「花 郎精神」，衝入敵陣，顯顯我軍威風。
十六歲的官昌，欣然上馬，攻進百濟陣地縱橫廝殺了一陣，被擒。階伯見他勇猛，憐他年少，又送回新羅陣地。
品日怒斥其子為何生還。
官昌咬牙上馬，再度殺入敵陣，也再度被擒。這次，階伯斬了他的首級，掛在馬上送回去。目睹這段經過的新羅士兵，熱血沸騰地進行反 攻。經過慘酷一戰，百濟人馬，無一倖免。戰勝的品日，這才哭紅了眼睛。而百濟城破之日，三千宮女集體投江。
再看看另外一些故事。
唐朝即使以唐太宗國力鼎盛之際，也四征高句麗不下，是他們這種激越之情的作用。
二次大戰期間，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蔣介石說四萬萬中國人做不到的事情，被一個韓國人做到了，仍是他們這種激越之情的作用。
我最難以忘懷的，是一九七○年代，有位韓國拳擊手洪秀煥挑戰世界拳王，被擊倒六次之後還能反擊，最終打倒對方贏得勝利的故事。
激越之極。
中國人不免覺得韓國人的性格與文化中有一種粗魯、莽撞的成份。不過，講究中庸、持重的中國人所容易忽略的是，少了那股血氣迸發的 衝動，也就沒有激越的力量了。
我的青少年時期在韓國成長，血氣方剛的歲月遇上那個環境，不知不覺中也就受到相當的影響——而這些影響要到年過四十，處世心境和 方法進入另一個階段後，才回頭對照著找出一些脈絡。

繼母
我初三的時候，有了一位繼母，是韓國人。
我和她沒有一般繼母與兒子之間的敏感情結，但是卻有不少文化上的衝突。她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但是脾氣敏感又火爆，因此有一段時 間我們經常為了彼此日常生活的習慣和用語之不同，而產生對抗。不過也從她身上，我特別體驗了韓國人那種脾氣來的時候和你不共戴天 ，脾氣去的時候雨過天晴的個性。
記得來台灣後第一次收到家信，我父親的信寫些什麼早都忘記了，但是繼母的信裡有一段寫惦念著我，如果我是在漢城讀書，她還可以經 常搭火車來照料一下我的生活，卻是今天還記得的。

妹妹
我的妹妹叫「帶利」，韓國話叫起來很像「打利」的發音，繼母來我家之後，經過她的提醒，我才想起「打利」在韓文裡是「腿」的意思 。所以每當我叫「打利」的時候，原來都是在叫我的「腿」。
帶利真是我的腿。
從家裡的日常起居，到出去買東西跑腿，或是去我喜歡的女同學家裡借小說拿筆記本，都是她在幫我執行任務。不分四季或晴雨。
她小我三歲，但是個頭太小，到初中畢業還看來還像是小學三四年級的模樣。所以在韓國的時候，我總是沒把她放在眼裡，不太樂意跟她 一起玩，也把她對我做的一切視為理所當然，只是年歲越過去，越體會到她在我成長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我真要好好想想如何對待我的「打利」。

另一些老師
中學六年，我幸運地在兩門功課上打了些基礎。
一門是英文，這要感謝陳維雲和趙崇超老師。陳老師在發音，趙老師在文法上給我們的訓練，日後受益良多。再一門是數學，這要感謝李 善玲、王兆忠和趙崇龍老師。他們帶領我進入了代數和三角的世界。
數學裡，我特別喜歡三角幾何。sin, cos, tan, cot……這個角和那個角，這個邊和那個邊的對稱，對我而言與其說是數學題目，不如說更像是在偵探小說。找出一個個距離遙遠，又 錯綜複雜的點、線、角、面的大於、小於、等於的關係，像是在摸索一個個命案現場的線索。韓國的冬天乾冷，有太陽的地方則十分暖和 。冬天的下午，曬著太陽做三角幾何，是我回憶中其樂無比的享受。
教三角的王兆忠老師，考試題目經常是五題，一題二十分。他看我可以輕易拿到滿分，後來總會留一道特別難解的題目，專門當作掂掂我 斤兩的一個角落。而我面對那一道看來各種邊、角關係特別複雜的題目時，也就分外精神抖擻，非要破解成功不可。王老師愛流汗，我記 得他發下我又拿到一百分的考卷時，一面掏手帕擦汗，一面嘴角帶著點笑意的神情。
不過，化學沒學好。那位老師一表人才，可是從第一堂課拿著根粉筆告訴我們「一個莫耳等於六乘以十的二十三次方個分子」開始，半個 學期下來，還是在重複同樣的一句話。同學發動要罷免這個老師，沒能成功，但是化學課從此就丟在腦後了。

高中畢業
韓戰之前，韓國華僑在當地經濟體系裡的發展空間很大。韓戰結束，尤其是等朴正熙執政，決心建立民族資本，深植國力之後，華僑就沒 什麼經濟活動可言。
何況，中國人居住在韓國，雙方由於千絲萬縷的過去，有著十分微妙的情愫。小時候走在街上，韓國小孩會叫我們「大國奴，滾回你們自 己國家！」中國人講起韓國人，則喜歡稱之為「高麗棒子」。
「大國奴」在「高麗棒子」的國度裡，可以選擇的行業寥寥無幾。
最普遍的，是開一個以賣炸醬麵為主的飯館。韓國人愛吃炸醬麵，炸醬麵相當於中國人的代名詞。
再來，在韓國當地讀漢醫科系，開個漢醫診所。或者，在僑校當老師。或者，在韓國和台灣兩地跑跑單幫。極少數幸運的人，能涉足一些 輕工業或其他民生產業。
一方面因為華僑在韓國當地受這些現實因素的影響，一方面因為對中國文化根深柢固的認同，所以在我們那個年代，韓國華僑在當地讀完 高中後，總以回台灣繼續受教育為第一志願。我們喜歡說「回」台灣而不說「去」台灣，因為覺得那裡才是中國文化保留得最完整的地方 ——雖然那是個遙遠的、陌生的熱帶國度。
在這樣的氛圍裡，我們讀完高中。有的同學一早就決定要留在韓國生活；有的同學參加來台灣的升學考試沒有通過；有的同學通過，準備 束裝就行，各自開始邁入下一階段的人生。

趙校長
我在高三最後一個學期時，遇上一件事情。
從小，因為行動不方便，師長給我將來的建議時，總是談一些靜態的行業。也因為寫寫文章好像還可以，所以很早就有人要我往寫作或出 版業發展。
這些話我都聽不進去。在我聽起來，這跟要我去學刻印章和修手錶的建議沒什麼不同。我認為，都太消極也太悲觀了。誰說是因為行動不 便，就一定要做些和文字相關的靜態工作？
所以，少年時期雖然我還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何在，但是有一點倒是確定的，那就是寫作和出版，早就從人生規劃中一筆勾消。
初中、高中讀下來，因為對數學和物理的熱愛，以及物理又要比數學更不「靜態」一點，所以，到高三要文、理組分班準備考大學的時候 ，我就理所當然地進了理組，並且以考物理系為第一志願。
高三進入下學期，就差考大學不過兩、三個月的時候，我們校長找我去談了一次話。
校長叫趙志文。
趙志文是僑社從台灣聘來的校長。他的大女兒和我同班，所以我清楚地記得他們是在我小學三年級那一年移居到韓國的。
趙校長身材不高，又很瘦削，不苟言笑，再加上一口和我們山東話大不相同的國語，所以起碼對我來說是個距離又遠，又極少接觸，印象 只覺十分生冷的一個人。
不過他學校辦得很好。釜山華僑中學的規模在他手中發展到巔峰，我們進初中那一年，初一可以分成每班六十個學生的四班，創造了紀錄 。
趙校長那天找我去，問我大學準備考什麼志願。
我回答是物理，台大物理系。
趙校長搖搖頭，說我讀物理系有問題。理學院有許多實驗，殘障的人行動不便，無法進行，物理系自不在話下。他說著拿出一張台大的招 生簡章，理學院底下有一行備註，大致是說某些課程對殘障者不便等。沒有那麼清楚指明就是哪門科系不准報考，但又好像大有障礙。
我問他那數學系呢。數學系也是理學院啊，趙校長回答。
我一下子目瞪口呆。好半晌，才問他怎麼辦。
他說沒有辦法。這些規定也不是說一定不會讓我入學，我當然可以考，也可以去台灣，可是到註冊的時候萬一不准，那就要再搭飛機回韓 國了。他問我：「你的機票白花了，學業也泡湯了。你承擔得起這個風險嗎？」

那我該怎麼辦，我再問他。

「考文組吧。文學院沒設這些障礙。」說著給我看看文學院的招生簡章。果然沒有。
可是文學院？我從小就排斥的文學院？才不要呢！
趙志文要我回去再仔細考慮清楚。
我去找好幾位老師請教。除了一位老師高興地要我就去讀文學院之外，其他人都鼓勵我堅持下去，繼續考物理，賭上一賭。印象最深刻的 是，一位也讀過台大的老師告訴我：據他回憶，台大的註冊組窗口很高，所以如果大家排隊，我擠在隊伍裡，輪到我站到窗口下的時候，上面的人可能看不到我拄拐杖，可以矇混過去。
我沒敢冒那個險。
於是，我決定去讀文組，也從文組的科系裡挑了一個自以為可能最會用到數學的科系：商學系。如此這般，我考上了台大商學系的國際貿易組。
來到台大之後，我發現了兩件事。第一，新生註冊是在體育館辦的，註冊組的人都坐在一排排長桌子後面，而不是高高的窗口後面；第二 ，理學院裡我看到一位肢體障礙比我還嚴重，當時就要坐輪椅的同學——據說他還是讀化學系的。
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我曾經十分埋怨趙校長。怨他害我進了一個根本不喜歡的科系，那個科系所運用的數學又根本不是我想像中的數學， 害我後來甚至中斷了對數學的喜愛。當時我不知道的是：我在商學系心不甘情不願所上的那些會計與財務的課程，日後幫我在一個離財務 與管理比較遠的文化事業中，奠定了多少有利的基礎。
不只如此。還得感謝他為僑中所網羅的那許多優秀的師資。
無限謝意。

父親

回顧中學那個青少年時代，我反叛個性主要衝突的對象，反倒是我父親，郝英有。
他很早就從山東出來，在上海商行裡當學徒，所以一九四九年後定居韓國，做的也是貿易，很成功。
我兩三歲的時候，一位遠房親戚為我遍尋名醫而顯了不少本事，我父親因而賞識他，並經由他的引介認識了一些人，決定在釜山市中心最 繁華的地段，投資興建一家觀光飯店。飯店沒有完工之前，我父親發現中了圈套。這是個什麼樣的圈套，他從沒有說過。我從旁人那兒聽 來，就是很多錢被席捲，幾個該負責的人都失蹤，他只能變賣所有的財產來善後。
我幼年有一個清晰的記憶，就是在一個陰雨天的下午，從一個四十五度的仰角，看他端著家裡的電話機走出去。
他在五十歲的時候栽了這個跟斗，打擊很大。有段時間，沉溺於鴉片中，幸好我媽媽把他拉了出來。接著，他就靠自己的一手毛筆字、好 算盤，在外地做一些帳房之類的工作。也因此，才有媽媽帶我到一個可以望得見鐵路的高坡上，看那遠處來去火車的記憶。
媽媽去世後，他回釜山落腳，在釜山華僑協會裡做一個收會費的工作，每天搭著公車兜來兜去，去一家家華僑商號收那零頭小錢。
上高中時，我對他逐漸有了不滿。主要起因是聽一位同學說他父親如何在五十歲垮掉之後，重新致富的故事。這個故事勾起我一個疑惑： 為什麼我的父親在五十歲的年紀摔了一跤之後，卻就此一蹶不振？
我開始看不慣他每天為了那區區一點點會費東奔西走，晚上僅僅為了把一筆筆零頭小錢算得清楚，就心滿意足的樣子。我看不慣他只因為 有人來求他寫一幅字，自己覺得寫得不錯，就滿面春風的樣子。
快接近高中畢業的時候，更受不了這個人平時不愛講話，卻要給我一些叮嚀。他操心將來我在社會上怎麼有個立錐之地，不時提醒我要謹 慎為人，小心從事等等。這些話聽來很煩，我甚至開始鄙視他那只因自己的一時失足，就要把世事看得如此灰暗的心理。
我們因而大吵過兩次，冷戰過很長一段時間。我甚至願意多和繼母說話，也不願意和他溝通。
我在一九七四年高中畢業，那年十月，來了台灣。
和父親和好，是多年以後的事。我慶幸自己在種種無知、不孝的作為後，在他晚年又回到了他的身邊。其實，他一直都在等待我，是我自 己不肯回去而已。
而真正開始思念他，也是他去世以後多年的事。
同樣是一九九五年的一個十月天，我因為自己的司機請假，搭計程車出去，遇上一位女兒也患了小兒痲痹的司機，聊了起來。他計算民國 五十年代的物價給我聽。當時看一場電影只要一塊六毛，他在機械工廠裡工作，一天拿二十多元。結果他花了八千元治他女兒，拖了好幾 年的債……
他一路說著。而我腦中想的一直都是我父親。想起小時候街坊鄰居的韓國人指指點點地叫我「那個富翁的兒子」。想起他們總是告訴我那 個富翁就算用黃金來打造我，也有多高多高等等。想起可以說是因為我的緣故，他把全部家當都賠了進去。
而他總是什麼話都不說。
那是在計程車上。我只能躲在司機座後，努力讓自己不要哭出聲來。